吕广钊：当代英国科幻的历史性、政治性和民族性

四十二史

 科幻春秋

当代英国科幻的历史性、政治性和民族性

文 / 吕广钊（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

2023年9月，国内第一部面向高校的科幻教材《科幻导论》经过多年筹划，终于由重庆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教材六个主要板块，包括“历史”“理论/批评”“跨媒介/类型”“跨学科”“创作”以及“关键词”，系统性介绍了国内外科幻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学术动向，培养、发展高等教育领域的科幻文化。而笔者也有幸参与到《科幻导论》的编校过程之中，执笔撰写了第二编第五章“文化研究”部分，而本文便是该章节的原型。

《科幻导论》

李广益 主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

通俗地讲，“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是一个反直觉的术语。它所关注、研究的，并非精英阶层所欣赏的“高雅文化”（High Culture），而是来自“草根”社会，属于普罗大众的平民文化。它的理论谱系纷繁复杂，结合了文学、社会学、媒介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聚焦特定文化现象背后的生产模式与意识形态。科幻文学和电影作为通俗文化的代表性产物，也是该领域的重要议题。在文化研究学者看来，文化的形成依赖于文化实践者的具身经验，是构成人们身份认同（identity）的重要元素，而与此同时，文化研究也逐渐拥有了某种“媒介”，将性别、种族、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结合起来，而文化产业也因此在晚期现代社会的社会监督与行为管理方面占据中心地位。

在这一方面，英国无疑是文化研究的重要阵地。以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1924—1993）以及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1918—2014）为代表的新左派（New Left）学者在葛兰西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强调了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与流行文化）在政治批评领域的重要地位。英国新左派学者并不认为“非精英”（non-elite）的大众文化只是商业运作与工业复制的庸俗产物，也不认为普通劳动者只能被动地接受主流文化所预设的思维模式与行为规范。恰恰相反，正像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工人阶级生活面貌》（The Uses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Class Life，1957）以及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1958）中论证的那样，工人阶级会根据自己的具身经验，逐渐发展出带有强烈阶级符号的文化形式，并以此作为其阶级意识的核心。

《识字的用途：工人阶级生活面貌》

《文化与社会》

这样的思想在英国流行文化领域影响深远，科幻文化自然也包括在内。本文聚焦著名英国科幻杂志《区间》（Interzone），介绍其在英国科幻史的重要意义，并由此出发，探讨英国当代科幻文学、影视内在的左翼思潮和“不可为”精神。

《区间》及“激进硬核科幻”

多年以后，当我们回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英国当代科幻，有一本杂志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绕开。它的发行量不大，却是这个时代英国最受瞩目、最为重要的科幻杂志，没有之一；它的诞生充满坎坷，却在日后引领了继“新浪潮”运动之后英国科幻的又一次文艺复兴。^[1] 它名为《区间》（Interzone，又译《中间地带》），其创刊缘起于一笔意外之财。

1981年4月，英国科幻大会（Eastercon）在利兹顺利举行，组委会主席大卫·普林格（David Pringle）意外地发现，本届大会竟然破天荒地盈利了，并且足足有一千三百英镑，在彼时的英国科幻圈，这无疑是一大笔钱。普林格从来没有打过这么富裕的仗，他心里一直有个尚未实现的小愿望，而这笔钱恰恰提供了一个实现愿望的契机。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新浪潮”运动主阵地、由英国科幻作家迈克尔·莫考克（Michael Moorcock）担任主编的《新世界》（New Worlds）杂志渐渐失去了其巅峰时期的影响力，逐渐让位于推崇赛博朋克的美国同行《模拟科幻小说与事实》（Analog Science Fiction and Fact）以及《阿西莫夫科幻小说》（Asimov’s Science Fiction）。普林格一直希望能够重塑英国科幻的时代精神，通过筹办一本新的杂志，为英国科幻注入新的生命力。

《新世界》1967年7月刊 ▲

他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其他人的积极响应，利兹英国科幻大会组委会成员格雷厄姆·詹姆斯（Graham James）提议说，不如就用本届大会的财务盈余来充当新杂志的启动资金吧。同时，英国著名作家J.G.巴拉德（J. G. Ballard）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他对普林格说：“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因而我们也需要一本科幻杂志对这些变化给予回应。”^[2]于是，随着资金问题迎刃而解，普林格和詹姆斯联系到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西蒙·翁斯利（Simon Ounsley）、艾伦·多里（Alan Dorey）、马尔科姆·爱德华兹（Malcolm Edwards）、柯林·格林兰（Colin Greenland）、约翰·克鲁特（John Clute）以及罗兹·卡维尼（Roz Kaveney），他们都是彼时英国科幻非常活跃的作者或学者，都是英国科幻协会（British Science Fiction Association，BSFA）的资深会员。普林格受威廉·巴勒斯（William S. Burroughs）《裸体午餐》（Naked Lunch，1959）的启发，将新杂志命名为《区间》，因为在巴勒斯的小说中，“区间”是一座幻想城市， 在这城市中，“人类所有的潜质都会在一座巨大的无声市场中一一展现”。于是，城市“区间”所蕴含的关于交流、展示、融合的特质，正是普林格对新杂志《区间》的期待。

《区间》创刊号 ▲

不过，庞大的编委会也造成了办刊思路上的分歧。普林格和翁斯利希望《区间》主要面向科幻和奇幻小说，强调故事的推想性，而爱德华兹和克鲁特则希望新杂志能够收录一些“文学性”更强甚至非虚构的作品。由于这样的分歧，《区间》直到1982年3月才正式出刊，并且在前三年中，杂志的定位非常模糊。编委会的两种观点各退一步，以“想象性小说”（imaginative fiction）来概括杂志收录的内容，不过如此一来，不论是读者还是作者都很难把握“想象性”究竟是什么意思。于是，在创刊伊始，《区间》一直不温不火，虽然发表的小说质量上乘，但并没有取得与之相应的市场影响力。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985年。《区间》的编委会实在是太过复杂，每篇代发表的小说都需要通过信件往来取得所有编辑的认可，这大大增加了办刊的时间成本。于是，创刊编辑们陆陆续续选择了退出，到了1985年夏天，《区间》的执行编辑便只剩下普林格和翁斯利两人。但如此一来，《区间》便拥有了更加鲜明的文学立场和编辑的个人特色，他们在总第12期封面上， 将“科幻与奇幻”添加为副标题。这一改变的效果也立竿见影，当年《区间》的销量大幅上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读者终于搞明白了《区间》到底是关于什么的杂志，因而取得了更加明确、忠实的读者群体。

《区间》1985年总第12期 ▲

随着影响力的日益提升，《区间》也慢慢发展出了自身的诉求和偏好，即“激进硬核科幻”（Radical Hard SF）。在新浪潮和赛博朋克运动的影响下，很多“黄金时代”的传统科幻题材，不再是市场的宠儿。太空歌剧（space opera）被视为节奏冗长、缺乏变化的老古董，而对外星人的刻画也失去了曾经的创造性和先锋性，遥远的外星文明也不再是科幻作家进行思想实验的首选场所。《区间》反其道而行之，普林格和翁斯利鼓励作者们重新发掘曾经辉煌，却日渐式微的传统题材，并借助人工智能、纳米材料、技术奇点等新兴概念为其赋予新生，并且以当下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为基础，扩展科幻作为文学体裁所内在的历史性和政治性。在总第19期（1987年3月），翁斯利在卷首语中简要总结、概括了《区间》的办刊宗旨：

《区间》期待刊登结构清晰，语言细腻的短篇小说，希望借此勾勒非同寻常、超越现实的观点和愿景，让我们周遭坚固的灰色景观纷纷烟消云散。这不是在逃避现实，而是在人类想象力的边缘上探索，突破当下的限制，勾勒某种新的思维方式，并且解决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社会难题，从不可能中呼唤新的希望。^[3]

自此，《区间》以其硬核科幻的特色吸引、培养了一大批新晋科幻作者，包括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金·纽曼（Kim Newman）、保罗·J.麦考利（Paul J. McAuley）、史蒂芬·巴克斯特（Stephen Baxter）、埃里克·布朗（Eric Brown）、查尔斯·斯特罗斯（Charles Stross）、阿勒斯泰尔·雷诺兹（Alastair Reynolds）等等。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顺承了《区间》的硬科幻传统，并且在90年代和21世纪初进一步探索硬核科幻的政治和文化潜力，最终形成了“新太空歌剧”这一题材。

新太空歌剧与新怪谭

不过谈到“新太空歌剧”，有另外一个名字我们永远无法忽视——伊恩·M.班克斯。在1987年《区间》的夏季刊（总第20期），班克斯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来自“文明”的礼物》（A Gift From the Culture），正式宣告了“文明”（The Culture）的诞生。文明是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星际乌托邦，被称为“主脑”（Mind）的人工智能高度自治，而在它们的协助下，“文明”实现了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因而金钱和市场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文明”辖域内的人类也得以摆脱所有权力结构的规训和束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体解放。用班克斯自己的话说：“‘文明’中的人类早已远离饥饿、病痛、贪欲，不再惧怕任何自然灾害。他们的生活是单纯的享乐……他们的社会结构以松散的家庭关系为基础，以半公社制的居住区为运作单位。”^[4]

在这篇小说之后，班克斯尽全力完善他的“文明”乌托邦，使其成为当代英国科幻乃至世界科幻历史中最为重要的乌托邦之一。截止到2013年班克斯因病逝世之前，“文明”系列共出版9部长篇小说和1部短评故事集，分别是《腓尼基启示录》（Consider Phlebas，1987）、《游戏玩家》（The Player of Games，1988）、《武器浮生录》（Use of Weapons，1989）、《至高境界》（The State of Art，1991，故事集）、《无限异象》（Excession，1996）、《反叛者手记》（Inversion，1998）、《向风守望》（Look to Windward，2000）、《壳层世界》（Matter，2008）、《表面张力》（Surface Detail，2010）以及《单氢奏鸣曲》（The Hydrogen Sonata，2012）。通过一系列“新太空歌剧”作品，班克斯响应了《区间》杂志的号召，他凭借恢弘的未来想象，建构了一个没有金钱、没有政府、没有剥削的星际社会，传达了班克斯强烈的左翼政治理念。

《腓尼基启示录》▲

班克斯并不是唯一试着通过科幻小说探讨政治的作家。在他之外，还有肯·麦克劳德（Ken MacLeod）、格温妮丝·琼斯（Gwyneth Jones）、大卫·朗福德（David Langford）、彼得·F.汉密尔顿（Peter F. Hamilton）、詹姆斯·洛夫格罗夫（James Lovegrove）、M. 约翰·哈里森（M. John Harrison）等诸多同侪。可以说，政治性在80年代以来英国科幻作品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其原因还要追溯到1979年。在那一年的英国大选中，撒切尔夫人（Margret Thatcher）正式接任英国首相，摒弃了英国自二战后便一直延续的福利国家制度，转而采纳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政策，鼓励市场竞争和私有化转型，削弱地方政府和劳工工会的权利。这一系列的举措大大冲击了英国制造业和产业工人阶级，社会矛盾加剧。于是，很多左翼作家纷纷注意到了科幻小说所内在的推想性和颠覆性，尝试在科幻文本中建构一种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可能性。班克斯曾在1989年一次关于“文明”的采访中谈到这样的政治可能性：

我想说，我们在未来还是有希望的，能够看到一些振奋人心的可能性。故事里我描绘了一个真正有效的乌托邦，没有宗教，没有迷信，也没有法律存在的必要。人们不会受到剥削，也不会成为金钱的奴隶。这与我们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着云泥之别，相比之下甚至更加贴近共产主义，而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当下的资本主义会被新的东西所替代。^[5]

不过，科幻的政治性不仅仅体现于以班克斯为代表的新太空歌剧。在90年代末，一种新兴体裁渐渐走入读者的视野，称为“新怪谭”小说（New Weird）。某种程度上讲，新怪谭小说超越了传统的文学类型，打破了科幻、奇幻、恐怖、冒险、推理等体裁之间的边界，营造出一种充满张力的杂糅美学。与新太空歌剧类似的是，新怪谭同样回溯了某种已经湮没在历史中的旧有题材，即20世纪初洛夫克拉夫特式的（Lovecraftian）“怪谈”文学（Weird），并站在新的政治经济语境中，为其赋予了新的历史意义。在著名科幻作家、学者杰夫·范德米尔（Jeff Vandermeer）看来，新怪谭小说“颠覆了传统奇幻作品中关于‘地方’或‘空间’的浪漫化想象，以现实世界与现实主义作为跳板，构建了超现实的[surreal]、颇具颠覆性力量的[transgressive]叙事特征。”^[6]

新怪谭的代表人物无疑是英国著名左翼作家柴那·米耶维（China Miéville），他甚至取得了伦敦政经（LSE）国际法博士学位。他不认可达克·苏文（Darko Suvin）通过“认知陌生化”（cognitive estrangement）概念在科幻和奇幻之间树立的边界的做法，强调体裁的融合，旨在发扬奇幻元素的政治力量。在2000到2004年之间，米耶维连续发表三部大体量小说——《帕迪多街车站》（Perdido Street Station，2000）、《地疤》（The Scar，2002）、《钢铁议会》（Iron Council，2004），它们并称为“巴斯-拉格”（Bas-Lag）三部曲。通过这些作品，米耶维塑造了无数非人的奇异种族，以此探讨现实生活中的族裔冲突与阶级压迫，对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提到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提出批判。

“巴斯-拉格”三部曲 ▲

英国的“不可为”精神

不论是新太空歌剧还是新怪谭，当代英国科幻文学都显示出了与美国科幻传统截然不同的叙事特征和政治理念，这同样也体现在同时期的影视作品中。与好莱坞科幻所标榜的“可为”精神（can do spirit）不同的是，英国科幻则通常表现出某种“不可为”精神（can’t do spirit），电影主人公多以自我怀疑、自我矛盾的反英雄形象出现，而电影的进程也少见解决问题的快感，充斥着悲观色彩。而且，这种“不可为”精神在伦敦七七爆炸案之后得以加深。2005年7月7日，四名受“基地”组织指使的英国人在伦敦三辆地铁和一辆公交车上引爆自杀式炸弹，造成52名乘客遇难，700多人受伤，而由此带来的集体创伤记忆也体现在了后面几年的影视创作中。

一般来说，英国“不可为”精神主要体现在人们对于男性气概（masculinity）和劳动价值怀疑，其最典型的案例是丹尼·博伊尔（Danny Boyle）导演的《太阳浩劫》（Sunshine，2007）。电影中，太阳由于某种原因行将熄灭，伊卡洛斯二号飞船的任务是将一颗恒星核弹射入太阳的特定位置，从而重新点亮太阳。不过这个任务没有任何一个步骤是成功的，他们更早地因为太阳磁暴与地球失去联系，两位船员甚至因为争论最后与地球联系的时间而大打出手；他们离开既定轨道去寻找一艘已经坠毁的飞船，为之后一系列灾难性事故埋下伏笔；他们误算了飞船姿态，导致飞船受到大量太阳辐射而受损严重。故事中所有的好莱坞式英雄主义行为，不仅全部失败，反而还造成了更大的危险。最终，伊卡洛斯二号像希腊神话中的伊卡洛斯一样，被太阳融化，而其携带的核弹却因此引爆，拯救了地球和人类。不过这样的拯救看上去多多少少像是一次意外，毫无好莱坞式英雄主义的色彩。

类似的悲观主义也同样体现在同时期的其他电影作品中，包括博伊尔的另一部经典作品《惊变28天》（28 Days Later，2002）、杰拉德·麦克莫罗（Gerald McMorrow）导演的《富兰克林》（Franklyn，2008）、邓肯·琼斯（Duncan Jones）导演的《月球》（Moon，2009）等等。除了荧幕作品，从英国的影视剧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不可为”精神的影响，其中重要的作品有《军情五处》（Spooks，2002—2011）、《地球浪子》（Outcast，2010）、《末日之后》（Survivors，2008—2010），甚至连重新续拍的《神秘博士》（Doctor Who，2005—）也显示出比前作更加黑暗的基调，对博士本人道德上的模糊性提出了质疑。

《太阳浩劫》▲

与美国科幻文学和影视产业相比，英国的科幻作品一直以来都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但即便如此，我们不能忽略英国科幻蕴含的独特民族性和政治性，不能将其与美国科幻混为一谈。我们需要了解像《区间》这样的英国本土科幻杂志，需要熟悉英国科幻近年来显示出的潮流和动向，需要加深我们与英国科幻界的交流和互动。对于“文化”，我们很难归纳出能够一言以蔽之的定义，但也正是由于文化的不可定义性，我们才能够透过某一种精英文化所塑造的“自上而下”的宏大话语，关注生发于普罗大众之中的“自下而上”的政治诉求。借助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我们可以清晰的观察到，“普通”的科幻从业者完全能够自发地建构属于自己的社群，抵御种种霸权式政治话语的侵扰。他们虽处主流文化语境边缘，但却能迸发出令人瞩目的力量。

本文原刊于《科幻研究通讯》2023年第4期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科幻“新浪潮”运动（New Wave）兴盛于20世纪60至70年代。“新浪潮”作者旨在反思“黄金时代”科幻作品中充斥的科技乐观主义（Techno-optimism），注重故事的“文学性”，创新叙事风格和方式。通过一系列先锋、激进或碎片化的科幻作品，“新浪潮”运动探讨了人类内心活动和身体“边界”的变化，为科幻小说开拓了新的平台。参加Latham, Rob. “The New Wave ‘Revolution’, 1960-76”. Science Fiction: A Literary History, edited by Roger Luckhurst.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17, 157-180.

[2] J. G. Ballard, interview by David Pringle, Foundation, #24 (February 1982), pp. 22–23.

[3] Simon Ounsley, ‘Editorial’, Interzone, #19 (Spring 1987), p. 3.

[4] Iain M. Banks, ‘A Few Notes on the Culture’, online, August 1994, accessed on April 2022: http://www.vavatch.co.uk/books/banks/cultnote.htm.

[5] Paul Kincaid, Iain M. Bank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7, p. 42.

[6] Jeff Vandermeer. “The New Weird: ‘It’s Alive?’”, in Ann and Jeff Vandermeer ed., The New Weird, San Francisco: Tachyon Publications, 2008, xvi.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责任编辑：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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